《反榖》:迈入农耕付出的代价也许比想像中大

2020-06-10

《反榖》:迈入农耕付出的代价也许比想像中大

  耶鲁大学政治及人类学学者詹姆斯‧史考特(James C. Scott)在着作《反榖:古代城邦的深刻历史》(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中提出质疑主流观点的相反见解:人类并没有因为从狩猎採集和游牧迈入农耕,从此摆脱严峻的生存难题。

  史考特借鑒过去和最近二十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六千多年前出现的农耕从某些方面来看并非进步的过程。例如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终年忙碌于耕作的农村或早期农业社会,这种转变让他们牺牲了原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长时间劳动、家畜传染病、营养不均、收税徵兵等代价。

  史考特认为,无论是农业或大规模定居本身都不会促成国家形成。中东农民在终年耕作的农村出现以前,就已经开始栽种农作物;从游牧转变为大规模永久定居的原因,主要取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提供丰富的野生植物和水中生物等食物来源,而不是因为人类开始从事农业。

  他表示早期国家的形成是由一群极具野心的统治者,将农业与定居社群强迫结合的结果。国家的形成始于湿地区域,例如肥沃月弯这种蕴含面积广大的肥沃土壤,粮食产量不但足够供应给居民,单一作物也能以较小的空间储藏,更重要的是方便国家控管和徵税。

  但这些刚萌芽的农业国家型态也极为脆弱,经常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实体或完全崩溃。史考特认为,研究人员往往忽略考古记录中的「瓦解」,其中包括居民对战争、税收、传染病和作物歉收忍无可忍的可能性。

《反榖》:迈入农耕付出的代价也许比想像中大

  那为什幺人类祖先要放弃原本多元的食物来源,转移成集中生产风险高的单一作物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答案,但史考特推测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是可能因素之一。然而,我们至少知道两件事实:首先,数千年来的农业变革对大多数生活在这种社会的居民来说,实际上是一场灾难。考古记录表明,农民的生活比狩猎採集时过得更辛苦。骨骼化石证据显示他们的身材较矮小、牙齿状况更糟、营养不良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此外,与驯养的家畜共同生活造成跨物种之间的传染病,几乎将密集的社区破坏殆尽。史考特表示,古代农业社会与其说是城镇,不如说是「新石器时代的多物种集中营」。史考特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质疑的人,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曾将农业的发明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另一个事实也能从证据得出,那就是种植穀物与第一批国家的诞生有着至关重要的直接关联。穀物并不是人类唯一的主食,但它们却是唯一有利于国家形成的作物。史考特写道:「历史上没有木薯国家,也没有以西谷米、山药、芋头、香蕉、麵包果或番薯立国的国家。」

《反榖》:迈入农耕付出的代价也许比想像中大

  穀物有何特别之处吗?确实有,穀物与其他作物不同:它特别易于徵税。某些作物(如马铃薯、番薯、木薯)可埋藏在地底躲过收税官,就算不小心被发现还要费力挖出来。其他作物(特别是豆类)则有不同的生长週期,或者所有季节都能生长不用随季节收成。换句话说,收税官没办法在固定时间前来一次收齐所有税。而用史考特的话来说,只有穀物是「可见、可分割、可估算、易于储存、运输和定量」的作物。虽然其他作物也具备某些优点,但只有穀物符合所有条件,因此穀物成为了人类发展的「澱粉类主食、税收单位和曆法基础」。收税官只要评估田地大小和设定税收额,往后只需定时回来收取该徵收的份额。

  书的末尾以亚洲游牧民族如何劫掠和袭击早期农业社会作结。游牧民族透过抢夺邻居的食物和商品,逼迫对方协商交易换取和平。他们最终成为农业社会的贸易伙伴,为定居型态的社会带来铜器、马匹和奴隶等等。偶尔也作为雇佣兵,专门追捕逃跑的奴隶和镇压反抗。史考特写道:「讽刺地是,正是这些『野蛮人』帮助各国成为今日主要的政治主导者。」

  史考特没有将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描绘成乌托邦的制度,而是仔细观察两者的优缺点,提供读者更全面的观点:进入农耕并不是人类选择了一种比较合理或简单的方式生存,更应该说选择了另一种同样困难的方式生存,文化也从此改变。

《反榖》:迈入农耕付出的代价也许比想像中大

书籍资讯

书名:《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作者:James C. Scott

出版:Yale University Press

[博客来外文馆]

2019追加更新:中文翻译版已出

图片出处:New Yorker、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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